在我国，警民关系一向被称为“鱼水关系”。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意在说明警民关系之密切、之重要，犹如鱼儿离不开水。但从学术观点看，这种形象化的“鱼水论”，并没有揭示警民关系的具体内涵。在倡导民主、推进法治的今天，以民主、法治为视角，深入阐释警民关系，对于指导公安实践、构建警民和谐，已属十分紧迫。在笔者看来，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警民之间至少存在着三重关系：

    一，从权力来源看，警民之间是“委托——责任”关系。

    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警察权亦不例外。但在任何国家，人民都不可能直接行使全部国家权力，而必须通过宪法和法律，委托给政府机关及公务员行使。在我国，警察权源于宪法和法律，归根结底源于人民。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是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因而必须忠于人民、尽职尽责。这样，警民之间就形成一种“委托——责任”关系，人民是主，警察是仆。

    二、从权力目的看，警民之间是“需求——服务”关系。

    任何公共权力的设立，均是为了满足一定社会需求。警察机构和警察权的出现，首先在于满足人民对安全和秩序的需求。根据公共管理理论，警察机构是一种社会服务机构，向社会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随着服务行政理念的普及，各国警察机构无不强化其服务功能，积极回应公众需求。在我国，随着经济发展、法治进步，社会公众的需求结构在发生重大变化，温饱、安全等基本需求得到解决，而对自由、人权、尊严的需求却与日俱增。这就要求人民警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坚持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改进执法方式，加强人权保障。否则，就会在公众需求与公安工作之间产生落差，人民群众就会产生失望和不满。

    三、从权力运行看，警民之间是“执法——支持”关系。

    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将权力赋予警察，警察亦应严格执法、为民服务，在此基础上，人民就有服从和支持警察执法的义务。这种服从和支持，在本质上，是对代表其意志的宪法和法律的服从与支持。在法治社会，树立警察执法权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证。当然，人民服从和支持警察，必须有两个基本前提：一是警察权来源及行使合法，为人民认可和信赖;二是警察机构尽职尽责，能够积极满足公众需求。这两点是公民自愿服从、支持警察执法的前提和基础。反之，如果警察滥用职权、执法犯法，或者由于不称职而导致犯罪肆虐、治安混乱，人民就会对警察不满，从而导致不服从、不支持，甚至反抗，警察执法权威也就无从树立。

    四、从权力供养看，警民之间是“索纳—供养”关系

    国家机构和公务人员向社会提供服务，而社会公众通过*供养公务人员，这是古今中外的通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要维持其自身生存和有效运转，完成职责和任务，均需消耗一定的经济资源。这就形成了警民之间的“索纳—供养”关系。这种供养，正当、合法的渠道就是财政，一旦财政供养不足，国家就会“给政策”，允许警察机构和警务人员自行向社会索取。在我国，由于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基层财政能力普遍不足，对警察的投入极少，有的地方连基本工资和办公费用都无法保障。而此时，国家、社会和公众对公安机关的要求并没有降低，而且要求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服务。如此，必然导致了基层公安机关普遍经费短缺、保障困难，“索纳—供养”关系严重紧张。警察机构和警务人员不得不在财政供养之外寻求经济来源，由此引发了乱罚款、乱收费、插手经济纠纷等诸多不良现象。如果不考虑警察机构的人浮于事、资源浪费等因素，警察在财政供养不足的情况向社会自行索取，就成为平衡正常“索纳—供养”关系的唯一出路。对公众而言，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要想享受优质、高效的警务服务，多付出更多的供养乃是必然选择。否则，只能自己花钱请保镖、保安、私人侦探，获取更多的安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