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在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光荣”，却在即将享受离休待遇的前夕患*“离去”，算起来已整整**年了。他，就是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我的老领导*。

    我是****年*月**日认识*的，那时交警队刚由股级建制升格为科级单位。记得那天上午，我正在队部办公室打扫卫生，突然听见队里负责后勤的老交警沈进林喊了一声：“徐科长，您来了。”我抬头一看，一位身着便装、体态清瘦、戴眼镜的中年人站在眼前。老沈告诉我：“他就是新来担任大队长的徐科长，以前在市局预审科工作。”他对我微

    他，没有在炮火硝烟的战争年代“光荣”，却在即将享受离休待遇的前夕患*“离去”，算起来已整整**年了。他，就是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第一任大队长，我的老领导*。

    我是****年*月**日认识*的，那时交警队刚由股级建制升格为科级单位。记得那天上午，我正在队部办公室打扫卫生，突然听见队里负责后勤的老交警沈进林喊了一声：“徐科长，您来了。”我抬头一看，一位身着便装、体态清瘦、戴眼镜的中年人站在眼前。老沈告诉我：“他就是新来担任大队长的徐科长，以前在市局预审科工作。”他对我微微一笑，问我叫什么名字，接着就和我一起打扫卫生，唠起了队里的基本情况。就这样，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平易近人、待人和蔼。

    然而，不长时间，我即发现他并非“近人”、更非“和蔼”。他穿上警服正式上班之后，天天早早上路执勤、徒步巡视查岗，并要求我这个负责内勤秘书工作的“机关干部”跟着他不允许特殊化。一天，他叫我喊上一中队内勤王乃杰，三人从市区钟楼徒步走到茶庵殿路口，往返**华里、一路查纠占道经营的康乐球盘数**个。对此，我颇有反感地说：“办公室的卫生怎么办？”“每天下班后做完再回家。”他如是说。因为刚从部队回地方，我对公安文书档案工作尚不精通，而装订的档案像“古藉书”很不规范，他要的文件我半天才能找出来。如此几次，终于“惹火”了他。

    后来的两件事，又使我转变了对他的看法、理解了他的做法。那天早上，我随他上路“站高峰”。当跑到市区孩儿路口时，他突然口喷鲜血，大口大口地吐。吓坏了的我赶忙劝他到医院，他却无所谓地说；“没有事，是支气管出血，吐掉就好了”。说完用手帕擦擦嘴，又走到路口中央站岗。记得当时，就是在他的“无声命令”下，队部处理事故和搞交通宣传的干警，以及各中队的中队长、指导员、内勤也天天早早上路站一个小时的岗。就这样，这个“光荣传统”一直延续到至今。

    针对我秘书业务不熟的问题，他并没有“发了火”而弃之不闻不问，而是手把手地教我如何整理编号、装订归档、制作索引卡，还特请接任他的市局预审科长孙惠生前来，以我为例、举一反三，对队部所有涉及档案制作的干警上了一堂公安文书和档案管理辅导课。此后，交警大队的公安文书、事故档案之所以能上规范,以及后来我被市委办公室评为“优秀信息员(秘书)”，这不能不说是*的功劳啊！

    在我的印象中，*不仅以身作则、治警严谨，而且刚直不阿、敢于“碰硬”。一次，时任执勤民警的黄培忠在市区濠南路上纠正一起骑自行车载人的违章，竟被违章者动手欧打。*闻讯后，立即组织人员查实取证，并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拟处拘留。不料，违者是某市领导的儿媳妇。于是，说情者蜂涌而至。但他就是不服“邪”，硬是顶着压力，大笔一挥、照拘不误，至今仍在*交警内部传为佳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队里调进一批新警。其中，有三分之二的新警是干部子女。出于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对这批新警要求“特严”，谆谆教导：不要躺在父辈的功劳薄上睡大觉，务要继承光荣传统，立足马路、管好交通，不负父辈的期望。然而，却有一名某市领导的儿子不愿当“站马路”的警察，欲想调离到别的岗位上。对此，他拍案而起，“要调这批新警全部调，单独调一个我不同意”。就在的坚持下，这批新警全部安心了“站马路”的工作，干警队伍建设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年*月**日晨，*因积劳成疾患*医治无效病故，享年**岁。当时任政秘科长的我接到市局政治处的通知，要我执笔为*撰写悼词翻开他的档案之时，不禁为他革命一生的丰功伟绩所感动。他生在老革命根据地*，年仅**岁时就毅然投身革命参加了新四军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曾经历了苏中自卫战，山东、豫东和渡江战役，荣立过二、三、四等功各一次，并在*战斗中火线入党。当年的*，作战英勇、多次负伤，左手失去三指，被评为三等甲级残疾军人。解放后，他转业地方大部分时间是在政法系统工作，先后担任过指导员、检察员、预审科长，最后的十年奋战在公安交通管理战线上。

    在*故去的**年里，作为老下级的我无不时刻地怀念着他。这是因为，他当年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了我，他的人品、他的勤奋、他的认真、他的踏实和对党的忠诚不渝，已在我的心间打下了深深的烙印。